要解決社會問題，須讓科技與人文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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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成長」是企業領袖最關注的話題之一，請教理事長如何觀察未來一年全球經濟成長趨勢？

A：安聯集團首席經濟顧問伊爾艾朗（Mohamed El-Erian）2009 年曾就經濟趨勢提出「新常態」（the New Normal）預測觀點，認為全球經濟會常態性走向低成長、低利率。我很認同，且對比現況確實如此，總括而論，我對未來經濟成長偏向悲觀，全球正處於極為脆弱的狀態，有 60% 的機率將陷入衰退，且挑戰不僅只於經濟面，更有深層的社會問題。

過去影響經濟的各種不確定因素並不常見，所以有白天鵝、黑天鵝及灰犀牛等名詞，但現在，許多意想不到的事經常發生，包括英國脫歐、市場上超過 17 兆債券為負利率等等，這些不確定因素，讓現在這個時代像是個轉捩點，有機會會好，但機率偏小。

值得注意的是，當經濟大幅成長時，隱藏在成長數字背後的社會問題，時常被忽略，但其實一直都在；當經濟成長趨緩（如 OECD 預估 2019 及 2020 年全球經濟成長率皆為 2.9%，為十年來低點），所驅動的社會動力也同步趨緩，問題就會愈發嚴重。所以社會問題也出現新典型，例如東京有高達 4,000 人以上的網咖難民，新興難民有別於過往我們對於「難民」的想像，這些社會問題是持續累積的，不容忽視。

Q：就您觀察，哪些指標性趨勢對臺灣及電機電子產業影響較大？

A：處理深層社會議題是關鍵，近十年來，倚賴全球性執行貨幣寬鬆政策，各國央行聯合為經濟爭取緩衝空間，原本各國政府應在緩衝之下改善社會根本的體質，使其更健全，得以回饋支持經濟成長，但現況無明顯成效，而長期寬鬆將使市場向兩極化發展，中間產品、中產階級持續消失，使得經濟及社會問題雪上加霜。

但我對臺灣有一定程度的信心，誠如前美國在台協會處長司徒文所說，臺灣是中等強國（Middle Power），我們要對自己更有自信。比方近期發表的2019 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報告，在 141 個受評比國家，臺灣排名從 2018 年的第 13 上升到第 12，超越澳洲、南韓、法國及以色列等國家；另外，若觀察反應社會問題的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臺灣一直低於警戒線，且排名在全球前三分之一，換句話說，臺灣的貧富懸殊狀況是相對較好的。

近期，臺商回流成為熱門話題，已通過審查的 153 家廠商中，近半是公會會員，佔總投資額近三分之二，電電公會積極協助相關的返臺事宜，包括與政府溝通、並爭取企業真正需要的資源等。臺商回流，對臺灣而言是個翻轉的機會，不該只是「臺商回來了」，而是「臺商升級了」，臺商的製造能力已經很強，未來期待回流的資金更多挹注在提升關鍵技術，進而成為供應鏈發展方向的主導者；所以，我也認為臺灣必須要有更大、更完整的數位國家藍圖，就現行政策，談到藍圖，首要就是五加二產業創新計畫，但臺商回流並不在現行計畫裡，而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產業所反應的五缺「缺水、缺電、缺工、缺地、缺人才」，應該儘快規劃因應之道。

政府拋出打造全球的「高階製造中心」願景，確為臺灣未來發展的一種可能方向。但想「打造」高階製造中心，就表示我們現在還不是高階，我認為一大核心問題是「人才」，受限於低薪、社會氛圍不夠國際化、國家平均外語能力水準及國際議題討論不足等因素影響，臺灣在國際型人才眼中，不具發展性及吸引力，整個臺灣包括政府、社會及產業應該正視並改變這樣的現況。

Q：有關深層的社會問題，新科技相應也帶來新的社會議題，您有什麼看法？

A：這是必須嚴肅面對的問題，首先談科技與人文的對話，要解決許多社會問題，根源在於必須讓科技與人文融合。我很認同英國一位身兼小說家、科學家 C.P. Snow 的觀點：「整個西方社會知識份子的生活，分成兩種文化，一種是科學生活，另一種是人文生活，這對解決社會上的問題是一個重大障礙」。

這個觀念應用到臺灣現況，推動高科技、數位產業，靠的是規模和成長；但人文不同，需要從整個社會架構中深層的推動，雙方需要對話與融合。無論是監管也好、隱私議題也好，都跟人文有關，不是只有科技或技術的問題。

另外，Global Justice Now 近期發布一項報告，全球最富有的 200 個主體中，157 個是企業而非國家，當企業已經富可敵國，必須分擔更多過去人們認為屬於政府的責任，包括氣候及整體社會議題等，企業的社會責任不應只停留在慈善層次，而必須承擔更多責任。中科院院士朱雲漢撰寫「尋租資本主義橫行，全球政府向企業朝貢」一文，裡頭提到，許多企業已經大到不需要政府支持，但仍致力於政府遊說，這樣的企業巨獸現象必須被正視，否則政府將無法監管這樣大規模的企業體。

Q：企業若發展到無法監管的規模，將成為另一個難解的問題，這樣的觀察十分深入，您是否有建議的改善方法？

A：數位化的前提必須一併規劃「數位倫理」的發展架構，但數位化的應用範圍及影響層面非常多元，倫理的具體架構目前仍難明確定義。所以，解方仍然是科技與人文的對話交流，且如果期待政府與大型企業間能有平衡的新機制，倫理必定是根本解決之道，當倫理架構完整，才得以更客觀地探討隱私、資安如何落實。有些評論認為，法規制定緩慢是嚴重缺失，但法規是原則性的基本規範，理應小於數位倫理的範疇。

Q：有關解決社會問題及企業社會倫理、責任範疇的建構，剛剛提到的多跟大型的企業有關，但中小企業其實也責無旁貸，您有什麼建議？

A：我給中小企業的建議是「勇於投資」。臺灣的企業大多體質健全、資金充足，但因近年國際景氣趨緩，讓臺灣企業投資趨於保守，也對社會及經濟成長的驅動力造成阻礙。「創新」與「冒險」是一體的兩面，可看到許多社會企業，規模可能不及許多中小企業，但致力於創新，賺了錢也不急於分配，反而是投資在解決各種社會問題。我鼓勵所有企業，若有值得投資的創意，或看到值得投資的社會企業，應該勇敢投資且不要只考慮回報，未來這些新創社會企業的成功，也是各企業間接回饋社會。其次則是不分企業規模大小，必須共同努力實踐保護環境，為此，去年電電公會自成立 70 年以來，首次修改公會宗旨為「環保、專業、服務、創新」，也將致力推動綠色產業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