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2025年GDP預估達4.2兆美元，有機會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當前地緣政治和經濟環境對印度有利，也使印度成為台灣企業布局熱點。台灣企業在「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政策驅動下，在印度布局態樣日趨多元。然而，布局到什麼程度才符合利害關係人對「印度製造」的要求，對許多廠商來說都難見端倪。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印度及南向業務主持會計師鮑敦川指出，為促進「印度製造」並推動製造業在印度形成生態系，印度自中央到地方推出多元政策，台商面對不同的商業情境，必須辨認相關政策中對「印度製造」的不同定義，據以設計布局方案及短中長期投資計畫。
舉例來說，若企業考慮在印度大規模建廠，從事印度獎勵清單產品的生產，則關切重點在於印度中央及地方的獎勵及補貼政策能否拿好拿滿，最大程度對沖資本投資風險。依「印度IT硬體PLI補助計畫2.0」，企業在印度新增生產特定高科技產品（如半導體、顯示屏、手機及網路設備等）、其投資計畫經審議通過者，政府將提供高額補貼。補貼要件中，除最低投資資本額、營業額門檻等，其「印度製造」的要求將體現在「有計畫地提升產品的本地加值（Local Value Addition）至合格標準」。例如，若申請企業預計從事印刷電路板（PCB）生產，按印度電子資訊技術部（MeitY）2020年發布Order W-43/4/2019-IPHW（及後續文令），申請人至少必須從第一年起讓產品「組裝」落地（即便大部分零組件均自國外進口），隨後每一個財年中，申請者需至少再本地化一個額外的零部件或子組件（包括本地自製，或向本地供應商採購本地生產的零件），使產品整體的本地加值率，按申請計畫於特定年限內達成。
鮑敦川提醒，後續補貼能否到位，端視申請人對深化本地生產的計畫是否嚴格執行、有序達標，企業對所提出的「印度製造」計畫，必須深思熟慮，並透過跨部門的協作確實達成，對內而言，包括製程的逐步移轉落地，對外則包括有系統地在當地扶植符合本地產製要求的供應商。
延續前例，如企業赴印度投資及生產布局是配合下游大廠落實「印度製造」的要求（以利下游大廠取得政策補貼），則雖補貼實益可能是由下游大廠取得，但企業仍需判斷其在印度製造布局的深度，是否足以使其產品被下游大廠認定為國產產品，進而計入下游大廠本地加值率衡量。此時，「本地生產」衡量口徑可能與下游大廠基於申請優惠政策的本地加值率口徑不同，需要進一步釐清。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協理劉子毓補充，另有一類台灣企業赴印度投資及進行生產布局，目的在爭取政府或公用事業單位的採購訂單，則考量點又有不同。依據印度產業及內部貿易促進部（DPIIT）發布的修訂法規「Public Procurement（Preference to Make in India）Order， 2017」，明文規定政府及公用事業採購在各種情境下，均應優先保障符合「印度製造」要件的廠商參與投標/優先得標，或對訂單優先分配，該文令並進一步對當地產製產品的廠商進行分級，本地成分高者，相較於本地成分低者，在投標/得標及分配訂單上有法律保障的優勢。反之，若僅為SKD簡單組裝，或自海外進口二手品進行翻修，則即使有本地製造行為，仍不屬於可參與投標的國產廠商。在此情形下，「印度製造」的衡量口徑與前述幾個情境又有所不同。如台資企業在印度布局是著眼於切入國防和電信等敏感領域，則其布局安排是否符合「印度製造」要件，甚至爭取更有利的投標優勢，就需要結合政策及實際案例個別分析。
鮑敦川提醒，許多台資企業初入印度投資時，採用「輕資產加外發生產」的模式，來符合來自客戶端「印度製造」的需求，這項策略使台資企業無須直接投入龐大的生產設施或工藝技術，減少前期投資壓力，同時確保快速進入市場。然而，台資企業仍應理解，印度政策精神在於獎勵深化製造布局，這與台資企業追求「最低限度投入」的邏輯存在根本衝突。從實務角度，隨著印度製造持續增溫，主管機關與客戶對於台資企業布局的「含金量」將越趨重視，如台灣企業仍維持追求「最低限度投入｣的布局邏輯，在印度的商業風險將逐步顯現，例如在供應鏈「被強制洗牌｣，或政府就過去年度給予的補貼進行追討。
鮑敦川指出，「印度製造」對台灣企業而言是機會也是挑戰，無論是應對政府部門的國產化需求，或是轉移供應鏈以獲得大型印度客戶的訂單，企業都需精準調整其營運策略，並以長線眼光進行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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