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創」模式助新創解決客戶痛點 蜂行資本持續布局長期前景技術
蜂行資本
蜂行資本（Hive Ventures）於2019年創立，與其他的創投VC不同的是，另一位創始合夥人王浩威以「投創」模式來稱呼我們自己，所謂「投創」模式，就是蜂行資本會提供新創一定程度的上下游有用資源，不僅僅只扮演投資角色，還提供輔導角色，一同協助新創業務成長。
新創宜卸下技術導向與硬體思維 以解決客戶痛點定義自身產品
為什麼蜂行資本除提供投資資金角色，同時也提供新創業務開發等輔導服務。因為在我們投入台灣新創圈後，發現台灣在AI、大數據、IoT的新創領域有其優勢，但這些優勢往往卻也帶來一定發展限制，而「投創」模式的蜂行資本，正好可以截長補短，協助台灣新創業務發展。
我認為，AI、大數據、IoT的新創在台灣，最大的優勢在於過去厚實的ICT技術，培養出很多掌握硬體、軟體know-how的技術性人才，加上台灣新創在東北亞市場中，相較於日、韓的新創團隊，有更開闊的心胸面向全球市場。
另相較於東南亞國家以軟體為基礎的創業模式，台灣在硬體技術人才以及整個價值鏈（value chain），則是台灣的競爭優勢。因此，若新創團隊可以整合台灣ICT硬體業者能量，則更可以如虎添翼。
不過，若太依賴技術優勢，反而也造成台灣新創的限制，迷信於「技術征服一切」的想法，忽略了新創業務若要大幅開展，關鍵在於「解決客戶的痛點」，能夠解決客戶痛點的技術，不見得一定「高深」，而是有系統性、有創意性。
特別對於AI、大數據、IoT等類型新創而言，設定的業務目標多為2B客戶，對企業客戶行銷，應更須聚焦於解決客戶痛點，而非一味以自身技術優越性作為行銷亮點；此外，我也發現一些台灣IoT領域的新創，仍有「硬體思維」導向，多透過銷售具有廣泛蒐集數據能力的設備（如：sensor）來開展業務，反而較不著重數據分析能力的「軟體服務」，欠缺系統性，均使得新創發展事倍功半。
正因觀察到台灣新創的不足，蜂行資本特別發展出「投創」模式，除投資技術潛力新創業者外，還會系統性提供這些新創一定程度品牌建立、行銷模式、人才尋找、募資階段指標設定等有關輔導，讓新創能夠以自身潛力技術，快速回應潛在客戶痛點，以及快速了解自身技術到建立初步商業模式之間可能的偏誤，以利新創在前期就能快速修正，加快孵化進程。
我常開玩笑的說，蜂行資本投資新創時，除不扮演CEO、CTO這些新創團隊自己該扮演的核心角色外，其他如CPO、CFO等角色，蜂行資本都能適時擔任。也正因為蜂行資本有這樣的「投創」機制，使我們投資的新創，除獲得一定資金外，也能加速擴大業務發展。
台灣創投規模、資金流動性不若矽谷 在地VC、加速器正摸索在地模式
當然，以過去合夥創立bShare於2014年被iClick集團收購，再到2017年iClick前往美國NASDAQ上市的經驗。台灣新創生態不少環節仍不如矽谷成熟，特別在新創發展階段SOP與各輪投資資金的流動性上，還有待發展。
新創發展階段上，創業的DNA幾乎可以說已經深入到每個矽谷人中，每個人對於新創發展的階段需要什麼指標來評估，都已形成一套既定SOP，彼此幾乎不用花時間說明新創業者所在階段，各階段新創該達成哪些指標，都有一套標準看法。
此外，在投資新創的資金流動速度上，矽谷新創歷經Pre-Seed階段後，可快速推進到Seed、A、B、C等各輪募資，各階段資金流動很快且規模充足。
反觀台灣，台灣創投雖然於1990年代就已經盛行過，但創投DNA植入在新創生態圈中的每個人深度不夠，導致創投資金無論在規模與流動性上，均不如矽谷。造成即便具技術潛力的新創，也不一定能夠順利募資。
正因為台灣與矽谷的新創生態圈所處發展階段並不一致，所以台灣VC、加速器與新創的互動，正萌發初不同於矽谷的合作模式。而我們發展出「投創」模式，也是因地制宜台灣新創圈下找到的做法。
當然，不光是蜂行資本在嘗試發展在地模式，舉例來說，像StarFab的「以大帶小」、臺大創創與聯合報合作的「主題式新創」等模式，都是台灣在地模式的新創生態圈互動模式。
StarFab透過媒合新創與中大型ICT集團合作，提供新創業務發展與資金投資機會，不以大型demo活動來曝光新創，而是直接帶新創與ICT集團談合作，形成以大帶小模式，已成功媒合多家新創與ICT集團的合作，累積相當豐碩成果；臺大創創透過與企業合作，設定關注的主題，也是中大型企業痛點的主題，媒合提出解決方案的新創，創造彼此合作機會，也是另種摸索萌芽的在地模式。這些模式未來都可能成為具特色的在地模式。
中美貿易戰、COVID-19均會過去 長期前景性技術才是中流砥柱
在中美貿易戰、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下，導致全球市場出現不同程度的影響，但這些短期因素都會過去，並不會影響蜂行資本當初設立時，鎖定具潛力的AI、大數據、IoT為核心的新創作為投資標的，投資目標階段，亦仍以Pre-Seed、Seed到A輪間的新創團隊為主。
我認為，短期的波動因素都會過去，具有長期前景性技術的潛在新創，會在波動中存活下來，成為未來的中流砥柱。此外，我更認為，中美貿易戰、Covid-19疫情等短期危機，對於台灣新創生態圈而言亦是轉機。
中美貿易戰下，國際對於中國模式的AI、軟體與數據保護有所疑慮的同時，正好給台灣AI新創更多受到關注的機會；而在COVID-19疫情爆發之初，台灣疫情相對穩定，許多創投基金管理人、共同創辦人等選擇來台長居，使得他們有更多機會看到，甚至是參與台灣新創圈。其中包含SparkLabs、SOSV、500 Startups、Techstars等國際知名加速器也紛紛進入台灣。
此外，在海外新創的demo day等活動，也因疫情影響，改為線上辦理，使得台灣新創有更多機會觀摩到海外創投、加速器活動所關注的新創重點。這些都讓我覺得台灣新創發展環境，相較於之前有更多機會。
可以預見，COVID-19下很多國際資金及基金經理人移入（move）到台灣，這樣，會讓國際資金對於台灣有更多的瞭解，進而把更多國際投資人吸引至台灣。
英語等外語宣傳十分重要 台灣新創圈需要政府與媒體共同對外宣傳
在國際市場的開拓發展上，日本在文化上對台灣的信任度很強，所以除有趨勢科技及Appier台灣企業掛牌，包含VPON、Beseye、awoo等台灣新創在日本都有不錯的發展。面對美國市場，新創在營運思維上必須從台灣產業習慣性的價格考量，轉至價值考量，才會有比較高的發展機會。
相對，東南亞是台灣新創另一個值得開發市場，除製造業和農業是該區域經濟發展核心，且當地企業和台灣的關係也佳，並有越來越多台灣企業到東南亞進行投資，這都是台灣新創的機會，尤其台灣在智慧製造領域的發展極具優勢，不僅可以解決當地客戶的痛點，更可以同時跟著台灣到東南亞布局的企業一同進軍該市場。
對於其他新創生態圈的角色建議上，我認為中華民國政府近年來陸續推出國發基金投資新創、輔導新創、補助新創等政策，甚至與創投業、加速器一起合作等，均展現出政府對於營造新創生態圈的積極性。
此外，政府也在COVID-19疫情期間，對於新創企業提供專屬紓困方案，均顯示出政府對於營造新創生態圈的重視；而新創圈內發展的情況，也有越來越多台灣在地媒體願意報導，也是台灣新創圈走向越來越好的指標。
不過，我對政府、媒體還是有一些建議。希望無論政府對於新創政策的說明、媒體對於台灣新創的介紹，能有更多英語或其他外語的報導，方便海外創投、潛在客戶查找台灣新創與政策資訊，將有助於台灣新創走向國際，特別在新創競爭相對於中、美兩國，較不激烈的東南亞等市場上。
當然，除鼓勵新創參與大型跨主題性的國際展會外，建議政府也可額外補助新創參與更多專業領域的國際展會，如聚焦於AI技術的展會等，增加新創找到更多潛在國外客戶的機會。
由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PwC Taiwan）、台灣經濟研究院及DIGITIMES合作，經過700份問卷以及十多位新創領域專家專訪，完成的《2021台灣新創生態圈大調查》於11月3日正式出刊，可至官網下載完整報告，期透過團隊調查研究，讓中華民國政府、企業、創育夥伴和新創團隊，一同擘劃台灣新世代數位經濟以及新創發展藍圖！（本文由蜂行資本共同創辦人李彥樞口述，周延整理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