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行政法院定調併購商譽認列爭議

企業併購所產生的商譽,應如何衡量,經常是稅局與納稅人在法院中爭辯的重點。日前,最高行政法院召開庭長、法官聯席會議,對於商譽如何計算、成本的舉證責任做成決議,此決議將深深影響日後判決的結果。本文分析決議內容,並提出決議中仍待討論的未明之處。

前言—商譽的概念

商譽係企業於事業合併中所取得而無法個別辨認而具有未來經濟效益的資產。由於商譽的發生係因為企業經營管理卓著、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品質優良,因而由顧客形成良好聲譽,此等聲譽有助於企業在未來經營期間帶來利潤,從而具有潛在經濟價值,而屬資產的一種。商譽的產生係因各種因素交互影響產生,並無一筆特定支出係為發展商譽而支出(鄭丁旺,中級會計學,頁442),故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僅承認因併購取得的商譽可以認列。從而,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25號第2段規定:「收購公司將收購之淨資產按成本入帳,其收購成本超過有形及可辨認資產之公平價值扣除承擔負債後淨額部份,應列為商譽。」

商譽認列的行政法院實務爭議

我國企業併購法及金融機構合併法均定有商譽認列之規範。企業併購法第35條明定:「公司進行併購而產生之商譽,得於十五年內平均攤銷。」又金融機構合併法第17條第1項第4款明定:「因合併產生之商譽得於五年內攤銷之。」所得稅法母法雖未有商譽得予認列之規定,惟納稅義務人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6條第3款亦有明文:「三、無形資產應以出價者為限,其計算攤折之標準如下:(四)商譽最低為五年。」上開規範雖有容許企業因併購所生商譽得予攤銷之規定,然就商譽認列之要件為何則付之闕如。財政部遂於民國95年發布財政部95/03/13台財稅字第09504509450號函,明定:「(一)公司進行合併,採「購買法」者,其產生之商譽,准予核實認列。(二)商譽成本之認定,屬個案事實查核認定問題。惟可參考「公司申請登記資本額查核辦法」第6條第8項後段有關「公司因合併認列商譽,應查核其數字計算過程,瞭解存續公司或新設公司因合併而取得之可辨認資產與承擔之負債,是否按公平價值衡量,再將所取得可辨認淨資產之公平價值與收購成本比較,若收購成本超過所取得可辨認淨資產之公平價值,列為商譽」之查核規定。(三)商譽之攤銷,應按公司進行合併所依據法律之規定年限內,按年平均攤銷。」是故,就進行併購之企業得否主張其有商譽可得攤銷,其待為證明的事實即為「原始購入成本」及「企業取得可辨認淨資產之公平價值」。然而,既然商譽存在與否及價值具有舉證上的難度,則就此等事實發生爭議時,究應由誰來證明,也變成一項重要的爭議。而行政法院各法官間就商譽認列相關稅務爭議看法,也有見解不一的情況。其中,就目前進入行政法院之商譽爭議案件,其爭執處說明如下:

原始收購成本之爭執處

由於納稅義務人在主張與證明其原始收購成本數額時,實務上爭執點在原始收購成本的計算及其合理性。實務上爭執處例示如下:

  • 就原始收購成本的合理性,實務上則會要求納稅義務人說明其「收購成本的評估基礎」:
  • 如果納稅義務人根本未提出評估基礎時,即可能在訴訟上有不利的結果;
  • 實務上也有發生納稅義務人縱使提出評估基礎,但當評估基礎的主張不夠具體清晰、無法說服法官時,則法官極有可能判決納稅義務人敗訴。例如,有納稅義務人提供會計師事務所所出具的合併換股比率合理性意見書,法院認定「因該意見書係建立於系爭合併案之二家公司所提供之財務資料,出具意見書之會計師並未查證該財務資料之正確性、真實性,則其既係依據不明之資料所作成之合理性評估,自然不足以為判斷依據。」(北高行100年訴字第299號判決參照)而不予採納。此外,亦有合理意見書採納該公司於一定時點資產負債表之每股淨值決定換股比例,惟半年後資產負債表上之每股淨值驟降,法院即認為依每股淨值所定之換股比例欠缺合理性(北高行99訴384號判決參照)。
  • 公司若分次進行收購時,是否每一階段的支出都可以算入「原始收購成本」?例如,公司歷次收購他公司股權時,其一開始購買股權時,是否即基於併購意圖還是只是單純的投資行為,可能影響到該筆成本是否可算入原始收購成本的問題(北高行99年訴字第1668號判決參照)。

取得可辨認淨資產公平價值之爭執處

另就納稅義務人所取得可辨認淨資產評價的部份,實務上爭執處例示如下:

  • 以納稅義務人不能提出專業鑑價機構所出具鑑價報告為理由而判決納稅義務人敗訴者;
  • 納稅義務人雖有提供鑑價報告,卻被認定為鑑價報告內容不可採信者,其理由可能包含:
  • 鑑價報告完成時間點在併購之後,所以該鑑價報告所鑑定的價格並非「併購時的公平價值」;
  • 鑑價報告沒有就資產逐項評估;
  • 各項資產評價不符合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25號等。

最高行政法院最新決議內容分析

一、最高行政法院100年12月份決議討論問題之決議內容

有鑑於上述各個法院間對於商譽認列在實務上引發的爭議,以及各行政法院處理作法不盡相同,最高行政法院於100年12月份召開庭長及法官聯席會議,以求統一見解最高行政法院各法官間的法律見解。會議討論過程中,最高行政法院對於上述商譽認列法律問題,準備甲、乙、丙三說的法律見解。雖然經法官們表決結果為傾向甲說的法律立場,然而決議內卻未全參照甲說之法律見解,另行作成不同的決議內容。該次會議決議內容全文為:「企業併購取得的商譽,係因收購成本超過收購取得可辨認淨資產的公平價值而生。商譽價值為所得計算基礎的減項,應由納稅義務人負客觀舉證責任。納稅義務人應舉證證明其主張的收購成本真實、必要、合理,及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25 號第 18 段衡量可辨認淨資產的公平價值,或提出足以還原公平價值的鑑價報告或證據。」

二、決議文內容分析

從決議文的內容的觀察,該決議處理了三項商譽認列稅務爭議:「舉證責任的分擔」、「收購成本的舉證內容」及「證明可辨認淨資產公平價值的方法」,茲逐點分析說明如下:

舉證責任的分擔
商譽攤折為所得的減項,所以商譽價值應由納稅義務人負擔客觀舉證責任。也就是說,在行政訴訟審理中,對於商譽存在於否,或是其商譽數額最終若經法院調查仍陷於真偽不明時,應由納稅義務人承擔敗訴的結果。

收購成本的舉證內容
納稅義務人為證明所列報商譽費用應容許逐年攤銷,必須就原始收購成本證明收購成本的「真實性」、「必要性」及「合理性」,並使法官達於「確信」納稅義務人所主張確為真實的程度。

證明可辨認淨資產公平價值的方法
對於證明可辨認淨資產公平價值的方法,該決議認為方法有二,可擇一或同時併行於行政訴訟中提出均可:

  1. 納稅義務人應證明其所取得可辨認淨資產的公平價值符合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25號的衡量或評價標準
    依該決議文意旨,除提出足以還原公平價值的鑑價報告或證據之外,納稅義務人即須舉證各項可辨認淨資產的公平價值均依照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25 號企業合併─購買法之會計處理第 17 段及第 18 段規定,進行可辨認各項資產的評價。

  2. 提出「足以還原」公平價值的鑑價報告或證據
    依決議文所述,可資佐證商譽存在的證據資料,應不限於專家書立的鑑價報告,仍可採用其他證據方法證明。此外,該決議文僅說明納稅義務人可提出「足以還原」公平價值的鑑價報告或證據,證明可辨認淨資產的公平價值,但是否須於併購交易當時所製作的鑑價報告或證據?還是交易後不久時間作成也可以?還是併購交易後經過一段長時間,另行製作的鑑價報告也可以?該決議並無明確說明。但從該決議文使用「足以還原」的文字內容,以及多數法官較支持討論議案中甲說(詳參甲說中第三大點的第三小點)的見解,似乎肯認容許事後提出鑑價報告,以證明取得併購時點的公平價值,且也不以提出鑑價報告為唯一的證據資料。
    該決議僅就「舉證責任的分擔」、「收購成本的舉證內容」及「證明可辨認淨資產公平價值的方法」討論並作成決議,然該決議中另有提出稅局是否有「轉正義務」的問題。一旦納稅義務人足以證明收購成本的真實性、必要性及合理性,但併購可辨認資產的價值卻有低估的情事時,稅局應如何調整或認列?亦值得加以探討。

三、稅局的轉正義務?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6條第1款明定:「各項耗竭及攤折,其原始之資產估價如有不符,應予轉正;溢列之數,不予認列。」依本條規定,企業併購時,稽徵機關若認為其所取得的資產估價有低列時,是否具有「轉正」的義務?此為本號決議中未予釐清的問題。

所謂「轉正義務」是指:當稽徵機關認為納稅義務人因併購取得可辨認資產有高估或低估情事時,稽徵機關即應予調整成正確數額。例如:當進行併購的企業以100億元收購成本取得可辨認淨資產價值合計80億元時,企業申報可得攤銷的商譽為20億元。但倘若稽徵機關對於企業所取得的可辨認淨資產公平價值為80億元有所質疑的時候,如果稽徵機關可以將納稅義務人所列報的商譽攤銷費用全額剔除不予認列,表示其無轉正義務。反之,如果稽徵機關認為企業所申報的可辨認淨資產公平價值低估時,必須告知納稅義務人並調整為正確數額時,表示其即有轉正義務。關於此一問題,最高行政法院關於本號決議所討論的法律問題曾提出甲、乙、丙說三種不同的見解,雖多數法官表決多支持甲說,但列入決議文內容與甲說的見解,內容差異甚大,分述如下:

甲說:就稽徵機關是否有轉正義務一事未明確交代

甲說認為法院如於確定判決中表明轉正的法律見解,固於個案中拘束行政機關。但轉正可能會影響到未來年度的稅報或財報,或影響到已經確定案件,此時著眼於最高行政法院決議文具有拘束下級審之功能,就轉正義務一事,究竟應直接於決議文中指明稽徵機關於納稅義務人勝訴時應負有轉正義務,還是應該留待個案由承審法官依個案狀況不同而為不同處理,甲說並未採取一明確的立場。

然而,甲說認為當納稅義務人無法證明其原始收購成本係屬可信時(亦即:不符合前述之真實性、必要性及合理性),即無法動搖原處分合法性,此時納稅義務人將被判決敗訴,則稽徵機關自無轉正義務;又如果納稅義務人雖證明原始收購成本可信,但各項可辨認資產明顯被低估且無以動搖原處分合法性時,稽徵機關亦無轉正義務;如納稅義務人可證明其原始收購成本係可信,且其所取得的各項可辨認資產並未明顯被低估時,甲說即認為此時原課稅處分如果認定納稅義務人的商譽為零,即非合法,法院應予撤銷並發回原處分機關重為核定。

於法院認定原處分係屬違法,予以撤銷並發回稅局重核時或稅局僅剔除部份商譽費用金額時,其是否具有轉正義務,甲說並未加以釐清。此時,如果納稅義務人已經證明其原始收購成本係屬可信,且各項可辨認資產的評價也都符合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25號的評價並未明顯低估時,如果稅局無須就可辨認資產價值予以轉正,又不能將商譽核定為零,此時應如何決定納稅義務人可主張的商譽攤銷數額,即非無疑。

乙說:稽徵機關負有轉正義務

乙說主張應該由「稽徵機關證明原始購入成本不合理」以及「對特定資產的『遺漏』或『低估』與『該特定資產短漏估結果造成全部資產總攤提費用增加』等事實負舉證責任。

就可辨認淨資產價值認定過程上,乙說並認為應先由納稅義務人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25號逐項評價;如果稽徵機關對於納稅義務人對所取得資產評價是否符合財務會計準則第25號公報產生疑義時,應要求納稅義務人補強說明;倘稽徵機關對於納稅義務人的補強說明仍有疑義,即應提出合理估價的標準,以證明「納稅義務人所主張的攤提費用」因為「低估可辨認資產的價值」而增加。在稽徵機關證明上開事實後,即得直接作為轉正的依據。因此,在乙說的論述脈絡下可知,其認為稽徵機關應負有轉正義務。

然而,並非企業低估所有買入資產對於企業而言皆屬有利,所以乙說主張「該特定資產短漏估結果造成全部資產總攤提費用增加」亦應加以證明,且應由稽徵機關證明之,非無道理。茲以購入資產為「土地」及「存貨」,分別舉例說明之:

以收購成本100億,買入公平價值為80億資產,低估為60億

假設企業以100億元購入公平價值為80億元的土地,其可得攤銷的商譽費用為20億元。因營利事業出售土地之所得係免稅(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16款),所以,倘若併購時,企業刻意壓低土地成本為60億元,其後並將該土地出售,將產生較高獲利時,並不會增加當年度的營所稅應納稅額。但是一旦將購入的土地公平價值低估為60億元時,企業可得攤銷的商譽費用即增加為40億元。因此,當土地成本被低估時,一方面可能使可得攤銷的商譽費用增加,但另一方面又不會因為嗣後土地出售而增加應納稅額的負擔。據此,當企業取得土地或其他免稅資產時,即可能操縱獲利的空間,從而,於併購時有低估免稅資產價值的誘因。

以收購成本100億元,買入公平價值為80億的存貨,低估為60億

倘若企業以100億元購入公平價值為80億的存貨,其可得攤銷的商譽費用應為20億元。若將所購入的存貨公平價值低估為60億元,此時可得攤銷的商譽費用固然增加為40億元,惟若將所購入存貨公平價值被低估,會導致未來出售時成本降低,並直接影響到銷售毛利的增加,從而可能會增加納稅義務人當年度應納稅額。在此種情況下,低估此種可辨認資產對於納稅義務人而言並非有利。

丙說:法院如認為由稽徵機關轉正更有效率者,得責由稽徵機關轉正

丙說則認為若法院經調查對於原始購入成本無法形成心證,則商譽金額即無法衡量,此時稽徵機關即無轉正義務;於企業併購的購入成本金額已得確認的前提下,因併購取得的可辨認資產(含承擔的負債),其公平價值經事實審法院依職權調查結果,雖尚難完全肯認納稅義務人的主張,然已可認定稽徵機關所為商譽為零元的原處分適法性已經動搖。據此,如事實審法院認由稽徵機關為該資產價額的估定,更有利於案件的進行者,即得將該事件的原處分均予撤銷,由稽徵機關就該購入資產價額的估定。

承上,本決議對於稅局是否有「轉正義務」曾提出討論,但並未對此作成決議,因此,將來徵納雙方對此仍可能有不同認定的爭議,行政法院法官間於個案中所採取是否有轉正義務的認定的法律見解,可能也會不明確或有不同的認定。

決議效力及對未來判決的影響

決議的拘束力

依最高行政法院處務規程第28條規定:「各庭為統一法令之見解,或院長認有必要時,得由院長召集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最高行政法院為解決各審判庭間就同一法律問題,彼此間法律見解歧異,因而舉行「庭長法官聯席會議」,經全體最高行政法院法官討論後作成相關決議,以統一最高行政法院法律見解。再者,最高行政法院為行政訴訟的終審法院,審理下級法院的判決見解,故該決議主張的法律見解,有拘束下級行政法院的效力,從而,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所作成的決議,對下級法院有實質上拘束力。雖本次決議,多數法官表決結果採取甲說的法律見解,惟甲說的法律見解並未完全列入決議文本文內容,固不代表最高行政法院統一的法律見解,但因多數法官多傾向甲說的法律見解,故仍具有一定程度的參考價值。

對於未來商譽認列實務處理方式的因應

該決議對於後續案件最為重大的影響即為:明文確認此類案件,納稅義務人負舉證責任,以及納稅義務人應舉證的內容。此從討論提案的甲、乙、丙三說內容可略為窺知:法院在事實調查時,可能會先就原始收購成本加以認定,並進而請納稅義務人舉證證明收購成本的真實性、必要性及合理性,承此,納稅義務人應先就上述待證事項證明至法院達到確信心證。此外,此號決議作成前有幾則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曾主張僅有關係人交易始須說明合理性者,法院會再援用的機會恐將降低。

就收購成本(價格)的證明,公開發行股票的公司通常會依企業併購法第6條及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的規定,委請專家出具合理性意見書,進行併購公司的董事會即可依據上開資料加以評估,以決定原始收購成本價格,嗣後再進行締約。據此,關於收購成本的證明,通常實務上,納稅義務人會提出專家出具的合理性意見書、決定進行併購的董事會決議、併購契約等相關文件。

又只要各項資產未明顯被低估時,稅局如將商譽攤銷費用全部剔除認定為零,就甲、乙、丙三說內容觀之,均認為原處分合法性有所動搖。不過,決議文僅指明應證明其所取得可辨認淨資產的公平價值符合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25號的衡量(評價)標準,但對於「各項可辨認資產是否『明顯』被低估」,並無明確標準,在個案中或仍有爭執空間。

另有關併購取得淨資產公平價值的部份,該決議作成前,法院見解大多認為納稅義務人所提出取得資產的評價應於併購時作成。惟該決議文內容則認為納稅義務人應提出足以「還原」公平價值的鑑價報告或證據,表示已放寬先前就證據資料作成時點的限制。從而,如於併購時未有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25號進行估價衡量程序,或未請專業公正人士出具鑑價報告,似得於併購交易後另行委請專業公正人士出具,以備未來稅局查核時或法院要求舉證時,提出鑑價報告以資佐證。

該決議未處理的相關商譽認列問題—轉正規範及相關配套措施

由於目前對於稽徵機關是否具有轉正義務一事,法院尚未有定見,依多數法官所採取甲說的見解,即可能留待個案由承審法官視個案情節,於各判決中表示法律見解。但併購所產生的商譽,不論依企業併購法或查核準則規定,屬於逐年平均攤銷的費用項目,納稅義務人因商譽攤提而起行政訴訟者,可能發生「部分年度案件已判決確定者,但部分年度案件仍於行政救濟中」或「各年度的案件,分別由不同法院/法官審理」的情形,因此可能發生裁判結果互有歧異的情形。此時,如果其中某年度案件,法院就商譽攤銷金額加以調整時,但其他年度案件,法院或稅局對於商譽攤銷金額認定不一時,即可能衍生後續許多問題,諸如:

  • 法院如於確定判決中表明轉正的法律見解時,亦將同時影響已屬確定案件的以往年度的稅報及財報,是否將會牽動已經確定年度所列報的商譽攤銷金額?
  • 納稅義務人是否應重新自行更正調整過往年度商譽攤銷的稅捐申報?後續年度案件是否應配合單一年度法院見解,調整申報商譽攤銷數額?
  • 法院間彼此對不同年度案件,但相同商譽的存否或商譽攤銷的合理性等,有判決結果或理由不一致情況,應如何處理?
  • 當法院或稅局認為應調減納稅義務人原列報的商譽攤銷數額時,則納稅義務人原列報的其他各項可辨認資產的入帳金額是否也應該相應一併調整?是否進而衍生併購總價數額與稅局或法院核定所數額不一致的情況產生。

商譽攤銷爭議影響層面極為廣泛,對於同一筆商譽攤銷費用如不統一認定,其可能涉及前後年度認定歧異以及法院判決間認定的不同,甚至可能影響到納稅義務人應如何履行其申報義務的問題。此外,納稅義務人也可能於不同年度案案皆提出爭執,以求獲得對其最有利的判決,紛爭即可能一直延續下去。欲解決此爭議,讓徵納雙方就同一筆商譽攤銷費用認定進行和解,一致性的調整認定過往年度及未來年度的商譽攤銷數額,使徵納雙方就未來年度費用不論是申報或核定,均受和解契約的拘束,或許亦為可行的紛爭解決方式。

結論

近日最高行政法院作成本則決議,以統一其法律見解,確認部分商譽認列法律問題的立場,諸如:「收購成本及可辨認淨資產公平價值等事實有不明時,應由納稅義務人負擔客觀舉證責任」及「納稅義務人得提出併購後始作成,但能還原併購時可辨認資產公平價值的證據資料」等事項。此外,就甲、乙、丙三說的內容觀之,可知三說均肯認納稅義務人倘若證明其原始收購成本係屬可信,且各項資產價值未明顯偏低時,稅局即不得將納稅義務人之所列報的商譽費用全數剔除認定為零,惟此部份內容並未出現在決議文中。

就決議文所採取的法律見解,整體而言,較不利於納稅義務人。然而,對於是否得於併購交易後,另行委請專業公正人士出具鑑價報告?該決議似乎開啟一扇機會之窗。如有於稅務申報中列報商譽攤銷的企業,不論是否已遭稅局剔除或是否已於行政救濟過程中,均得考慮儘速委託專業公正人出具鑑價報告,於行政救濟過程中,提出足以「還原」可辨認淨資產公平價值的證據等,以爭取未來法院認同納稅義務人所申報商譽攤銷費用數額的機會。

 


會計研究月刊317期 2012年4月號